1951年5月20日 (農歷四月十五)，電影《武訓傳》受到批判。
1951年5月20日，《人民日報》發表毛澤東寫的社論《應當重視電影〈武訓傳〉的討論》，電影《武訓傳》上映于1951年初。它描寫和歌頌了清末武訓行乞興學的事跡。《武訓傳》上映后，引起了兩種截然相反意見的爭論。贊揚者認為，這“是一部富有教育意義的好電影”，武訓是“永垂不朽值得學習的榜樣”。批評者認為，電影《武訓傳》是一種“缺乏思想性有嚴重錯誤的作品”、“武訓不足為訓”。這本是文藝界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。而毛澤東卻認為，電影《武訓傳》宣傳了反歷史唯物主義的反動思想，必須嚴肅批判。他嚴厲地指出：《武訓傳》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。承認或者容忍對它的歌頌，“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，污蔑中國歷史，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”。他說“一些號稱學好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……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”。并由引得出“資產階級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”的嚴重結論。
7月23日，《人民日報》又公布了經毛澤東親筆修改的《武訓歷史調查記》，說武訓是一個“大流氓、大債主和大地主”。這樣，《武訓傳》的討論就變成了全國性的政治大批判。批判持續一年多。這一批判嚴重地混淆了思想藝術和政治問題的界限，使著名的編導孫瑜受到沉重的打擊，40多位同志受到牽連。也給新中國的電影藝術創作的發展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。據統計，1950年，我國拍攝國產故事片29部，1951年僅有1部。1951年至1954年4年中，共計拍攝了16部。
武訓是清末山東邑縣人，生于1838年，死于1896年。據傳他出身貧寒，青年時因苦于不識字而受人欺騙，決心行乞興學，以便讓窮人的孩子都能讀書識字，免受有錢人的欺壓，過上好日子。武訓經過30年的乞討，積累了一些錢，在他50歲以后陸續在堂邑柳林集、館陶、臨清辦起了3所義學，而他自己仍然乞討過活，直至死去。武訓的行乞興學活動，受到當時統治階級的贊揚，清末山東巡撫張曜曾奏準光緒帝給予“建坊施表”。武訓死后，其事跡“宣付史館”，被尊為“義乞”、“乞圣”。